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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與法律信仰
作者:admin    文章來源:本站原創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2-5-31          ★★★ | 【字體:

律師與法律信仰
來源:湖北誠昌律師事務所 時間:2012-05-14 07:54作者:陳喻偉 三峽大學李 點擊: 16 次
摘要:法律信仰是在社會生活中的人們對法的心理上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以及行為上的以為不可逾越規則的遵守。構建全民法律信仰是法治的靈魂,對法制化進程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而律師制度就是構建全民法律信仰的基礎和開端,歷史要求律師必須成為建設全民法律信仰的開路先鋒。

關鍵詞:法律信仰;律師;法治社會
 
      法律信仰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觀念基礎,公眾對法律的信仰是法治得以實現的關鍵。在進入法治社會的今天,我們只有努力使法律不再是政府強制推行的規則,而是人們心中一種與市場經濟相對應的人生觀、價值觀,即公眾初步形成社會主義的法律信仰。在此過程中,律師必須成為我國建設全民法律信仰的開路先鋒。時代需要律師具有法律信仰,職業要求律師具有法律信仰。
      一、 對法律信仰的幾點思考。
      1、法律信仰的內涵:法律信仰的基本內涵,目前法學界并無統一的認識。有學者認為,法律信仰是兩個方面的統一:一方面是指主體以堅定的法律信念為前提并在其支配下把規則作為其行為準則;另一方面是主體在嚴格的法律準則支配下的活動。另有人認為,法律信仰是指法律被人們信賴,法律受人尊重,受人愛戴,受人推崇,受人敬畏。筆者認為,法律信仰就是在社會生活中的人們對法的心理上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以及行為上的以為不可逾越規則的遵守。試舉案例加以說明:
      案例一:1984年美國一位公民在集會上焚燒國旗以示對政府不滿,事后得克薩斯州以故意損壞國旗為名逮捕并起訴了他,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出人意料的是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以五比四作出判決稱:在公眾集會中焚燒國旗,是受到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規定的公民有“表達自由”權保護的合法行為。法院的判決使輿論嘩然,在強烈的民意要求下國會通過了《國旗保護法》以維護國旗尊嚴。但就在該法案生效的當天,一位女士又在國會山下當眾焚旗,在此后的審判中,盡管有國會和公眾的壓力,法院依然我行我素地判決:《國旗保護法》違憲,并重申其憲法規定的公民有“表達自由”權的立場。無奈之下反對法院判決的議員在眾議院內提出了一項修改憲法的議案,但因為沒有達到2/3多數而未獲通過。
      案例二:進入新世紀后,美國政府歷來都規定公立學校學生每天必須面對國旗宣讀效忠詞,內容是:“我向代表美利堅合眾國的旗幟效忠,在這個上帝之下的國家不可分割,人人享有自由和正義。”一位加利福利亞州的公民經仔細閱讀憲法,認為“這個上帝之下的國家”這句話雖然已經過了多年的宣讀,但它與憲法中有關“政教分離”的原則不符,是在強行向自己上學的女兒灌輸宗教思想,于是向聯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提起訴訟,法院三名法官以二比一作出判決:當面對所有宗教的時候,效忠詞的表述方式并非中性,在無神論者以及不崇拜基督的宗教人士看來,效忠詞事實上支持一元神,亦即向國旗效忠的誓詞的確違反了憲法規定。裁決結果公布以后,當時的總統布什認為法院的裁決“非常荒唐”,參議院則以全票通過決議支持現有的效忠詞,其他各界人士也都紛紛表示反對法院的裁決。但作出裁決的法官毫無畏懼妥協之意,堅信法律才是他們依據的唯一權威,甚至表示將不惜以生命來捍衛美國憲法的權威。
      通過這兩個案例,反映出美國社會普遍具有的對法律的信任和尊重,公眾遇到問題總是通過訴訟等法律途徑而非其他過激手段來尋求解決,公眾也不會因為法院的判決不如已意而改變自己對法律的信仰,而是繼續尋求修憲等其他法律途徑來繼續爭取,法院也不會因為總統、國會或公眾輿論的壓力而放棄自己的立場,依然按照法律程序獨立裁決。
在我們所生活著的世界之中,自然界以它的客觀規律制約著整個世界的發展,因而自然規律成為人類的第一種規范方式;人類社會又以其自身的獨特規律在發展進步著,因此社會規律成為人類的第二種規范方式;人類為保證自身生存與發展的基本需要,通過主動總結規律而人為制定的法律,則是人類的第三種規范方式,三種規范方式中唯有法律是由人類主動制訂并遵守的。美國著名法學家伯爾曼曾說:“法律必須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1](P14)法律信仰就是上述案例中反映出的社會生活中的人們對法的心理上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以及行為上的以為不可逾越規則的遵守。
      2、信仰的建立需要歷史的積累
在西方發達國家,規范至上觀念是古羅馬世俗精神和基督教觀念的基本要素,西方早期的法治傳統由之產生。其后,隨著“羅馬復興運動”和“宗教改革運動”的發展,這一要素又傳給了新的歐洲資本主義文化,雖然舊的宗教統治廢除了,但對新社會必不可少的規范至上的觀念卻保留下來,并成為了人格的基本載體和保障。由于長期以來規范至上觀念的影響,在西方文化中產生了強烈的法律認同感。即使這種認同感產生的初期可能是被迫的,并具有宗教色彩,一旦它產生并為人們所接受,它反過來又使法律成為信仰多元化時代唯一能使大多數公眾共同信仰的對象。深厚的法治傳統及法律文化的沉淀導致法律信仰深入人心,這也正是歐美國家很少存在執行難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在我國,即使是在傳統的封建社會的中國,帝王的權力也不是無限的,這個限制就是歷史形成的所謂封建禮義框架。這個框架是高于君主權威的,它具有最終合法性認定的權威。禮義思想自先秦儒家開始萌芽,所以孟子能夠很平等地與齊王對話,也正是因禮義這種文化信仰的存在,才有歷朝歷代敢于犯顏直諫的忠臣列士,上下五千年的中國歷史就是依靠著這種文化信仰而維系著。新中國建立后至十年“文革”,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舊有的傳統文化信仰,但從改革開放至今短短二十余年時間,我們尚不足以建立起新的成熟的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和法律信仰,我們的法律文化無論是從立法上,還是司法實踐中,還是公眾認可度上都還很稚嫩,尤其是法律信仰的建立需要一定的時間積累。
      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需要構建全民法律信仰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寫到:“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2](P154) 我國自秦始皇統一六國開始的數千年的中央集權統治歷史以及圍繞著它而形成的文化背景,加之新中國建立后“左傾”思想的影響,導致行政權力一枝獨大。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摸著石頭過河”搞經濟建設雖然是一種歷史的進步,但還是沒有脫離以政策治國的階段,伴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確立,產生了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多元化既導致在經濟領域中公民個人及其他利益團體與行政主體的沖突,也正好創造出從外部制約行政權力的新興力量,多元化是法律秩序出現的一個基本要素,多元化利益的沖突、妥協、共存的全部過程需要新的至高無上的權威規則來規范。因此,直到江澤民同志提出“依法治國”的方略,我國社會才真正開始進入法治化的軌道。
      但法治社會的真正建立絕不僅限于物質層面的制度建設,更重要的標志應該是作為社會公眾的法治精神的樹立,可以說法律信仰不僅是支持法治事業的精神動力,也是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精神文明的基本支持力量。誠如法學家伯爾曼所言:“法律只有在受到信任,并因而并不要求強制力制裁的時候才是有效的......這一切根植于一種深切而熱烈的信念中。”在進入法治社會的今天,我們唯有使法律被全民信仰,使人們能夠真正地發自內心的尊重法律,全社會形成法治的意識與觀念,使法律信仰成為支撐整個法治大廈的精神動力,才能真正實現黨在十六大提出的二十一世紀中葉的國家戰略目標。實際上在“依法治國”之后江澤民同志進一步提出的“以德治國”方針就包含著對法治精神和法律信仰建設的要求,“愛國守法”等二十字的我國社會基本道德規范的提出即是明證。
      三、律師是構建全民法律信仰的先鋒
按照現代民主與法制建設的要求,對于司法權的這種國家公權的救濟方式之一就是設立辯護權。但在一個民主與法制并不十分成熟的社會中,在國家司法機關和與之發生對立關系的廣大的公眾之間,顯然有兩對并不平衡的矛盾:一是雙方在專業知識上的不平衡,司法人員能夠熟練地運用浩瀚的法典和各類規章,中國古代稱他們為“刀筆吏”;二是雙方在權力保障上的不平衡,司法機關是以國家強制力與國家財政作為后盾。因此導致在總數量上占絕大多數的公眾面臨每一個案時又總處于弱勢,根本無力對國家司法權產生制約。可見僅僅有辯護權是不夠的。
      賦予數量最廣大的所有公眾以平等的知識與權力從成本而言是不現實的。在公權與私權產生矛盾時,必須有一個獨立的不依附于國家機關的新興力量來代表沒有“議價能力”的弱勢群體說話。因此具有獨立法律地位和專業知識的律師階層的產生就成為時代的要求和社會博弈的必然結果。因此可以說律師制度就是構建全民法律信仰的基礎和開端,歷史要求律師成為建設全民法律信仰的開路先鋒。
      1、時代需要律師具有法律信仰
我國早在1956年就開始償試設立律師制度,但從1957年的下半年開始律師制度受到“左傾”思想沖擊,到“文革”期間又同公、檢、法一起被砸爛,公民根本無法享有辯護權,直到1980年全國人大頒布《律師暫行條例》才開始逐步恢復律師制度。1980年《律師暫行條例》與1997年《律師法》的一個重要分別在于對律師身份的規定,《律師暫行條例》規定律師是“國家的法律工作者”,而《律師法》則規定律師是“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現代民主國家設立律師制度的目的主要就是確保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行政權和司法權不被濫用,《律師法》正確界定了我國律師的性質,使之具有獨立性而不再依附于國家機關。
但改革開放二十余年來律師生存發展的環境依然是嚴峻的。據資料反映:從1997年新《刑法》實施至今,我國律師因“偽證罪”等罪名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保守的估計也不會少于500人”。全國律協會長高宗澤說:“抓律師,抓記者,如果他們確實觸犯了法律,那當然應該與其他人一樣承擔責任,但現在的問題并不完全是這樣,很多都是因為在執業的過程中與一些利益發生了沖突。”楊立新教授從歷史的角度分析說:中國律師自古以來就沒有地位,在封建社會叫“訟師”,只是一個寫狀子的人,且那時縣太爺審案,談不上什么訴訟;民國時期建立了律師制度,但在軍閥混戰的特殊背景下,律師也難以起到真正的作用;第三個階段是在20世紀50年代,建立起了律師制度,但很快數以萬計的律師被打成右派,這對剛剛起步的中國律師業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第四個階段是在改革開放后,雖然全面恢復了律師制度,但有前面三個階段的基礎,律師不可能獲得很高的地位。
      20世紀80年代后期出現了市場化的律師事務所,短短十幾年間律師行為已經成為中國發育最早、最完善的社會中介力量之一。恰恰因為它是個先行者,與它配套的改革卻遠遠滯后,所以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尷尬。因為與律師相對的公、檢、法系統還是按傳統的由下向上負責的權力系統運行,又因為授權方的一致性,相互之間存在天然的利益聯盟關系。而已經市場化的律師則必須對它的委托人負責。這兩種完全不同的權力和利益體系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沖突。
      在一個國家內部,過于強大的國家力量,對律師等其他的社會力量是一個障礙,西方法治國家的經驗表明,只有當包括國家力量在內的所有社會力量出現均衡的時候,法治社會才可以說初步建立。從理論上講,律師的職業關鍵是能夠利用他的法律專業知識,去論證事實及法律關系,并對法官產生影響,從而尋求一種可預期性的勝訴目標。但是在法制并不健全的今天,一方面國家力量以及某些個人和勢力借用國家力量對律師行業的強力干預已經侵害到了律師行業的正常發展,另一方面相當一部分律師發現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徑是與強勢力量妥協與合作,而不再堅持理論上所應有的和精神上所應該的獨立地位,長此以往就會影響到這個行業的信譽,并進而使它成為國家和社會之間的一種獨立力量的行程變得更加艱難,我們的時代并不需要這樣一個患有軟骨病的附屬物。在政治體制的改革進程中,在加入WTO的大背景下,過多過濫的行政管制已經受到了廣泛批評 ,對它進行約束的主要做法是把很多領域的行政管制工作轉換交由社會中介力量來提供服務,律師作為社會中介力量注定要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而讓這些中介力量本身擺脫強勢力量的干預對它們的成長就顯得尤為重要。
      2、職業要求律師具有法律信仰
而要讓公眾相信法律,作為法治先鋒的律師首先自己要相信法律。律師是一個實務性的職業,從事這一職業可能需要具備清晰地說服力,在復雜場合打破僵局窘境的能力,嫻熟地使用論辯技巧的能力,準確把握案件的法律關系和案外事實的能力,將法律專業知識具體運用以設計多種方案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把與案子有關的事實、法律和證據放在廣泛的社會背景下來認識的能力。但這一系列能力都應建立在他的法律信仰之上,因為任何語言和技藝的運用都不會高過使用這種語言和技藝的人。一個律師對事實的了解,對法律的理解,對這個社會以及社會中的人的洞察和把握,他的思維能力,他對文字材料的把握,甚至他的道德品質,這一切都取決于他個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亦即他的信仰。
      律師不像偵查預審人員、檢察人員那樣擁有偵查、檢察、起訴、不起訴的權利,也不像審判人員那樣擁有查實證據,定罪量刑,減免處罰,宣告無罪的權利,律師有的只是對法律真正具有的忠誠意識,神圣崇尚,巨大熱情和高度信任,認為法律體現著人類社會的終極關切,他只有具有法律信仰,才能調動自身潛能,開發全部智慧,用勤勉、熱情、堅韌和拼搏去贏得當事人的信任,贏得每個承辦案件。律師唯一所能依靠的唯有法律,律師所能信仰的也唯有法律。當事人委托律師的目的首先是贏得其所授權委托的案件,案件勝訴后才會對法律或正義這類抽象問題感興趣。但作為一個律師則不然,他肩負著雙重責任,其一是對當事人負責,另一方面是對法律負責,律師在維護當事人權益的同時也在執行著正義。
      3、律師應當具有什么樣的法律信仰
律師作為構建全民法律信仰的先鋒,雖然只是社會中介組織的一員,但卻應有放眼歷史的胸懷;在個案中身份上可能只是一個訴訟參加人,在精神上卻要有俯視法庭,俯視全案,俯視整個社會的勇氣和信心;不僅僅把自己看作是訴訟代理人,而能夠把自己看作是法治文化傳統當仁不讓的開創者和繼承者。這樣才能在社會中形成一個中流砥柱,防止這個社會在轉軌變型的風暴中急劇地偏離航向。
      法律作為一門科學,與其他科學一樣是根據自然和社會現象,依照邏輯方法發現其關系法則的有系統的一門知識,與其他科學一樣起源于實際的需要和人類的好奇。他使人有一種發現、追求與堅持的興趣,為了人類這種與生俱來的精神需求,歷史上許多仁人志士甚至不顧自己的生命。可以說堅持長期法治化的進程和全民的法律信仰,則必然導致人類物質文明的進步。借用赫胥黎的話而言:法學沒有什么神秘,法學是有組織的社會常識,法學家也不過是常識訓練的普通人,法學精神就是常識訓練,這種精神不但是在從事法律工作中所應有的,即是平常處事也應該如是。也就是說不僅是從事法律工作,即便是個人思想行為和日常生活,也應該受法學精神支配。
      在一個有法律信仰的律師看來:一方面現實中已有的法律規定是應當得到尊重的,另一方面在他的心中,更應當受到尊重的是因為法律是人類為保證自身生存與發展的基本需要,通過總結規律而制定的,亦即規律本身應受尊重。所以法律信仰不僅僅是迷信法律條文本身,在我們的心中,更應有一種超越法律條文的至高無上的法治精神,那就是對公平和正義的永恒追求,現實中的法律總是不斷地向著我們理想中的法在邁進,就象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總是不斷地向著共產主義理想邁進一樣。律師應以維護法律秩序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為己任,如果我們眾多的律師都能堅持自己的信仰,一方面以堅定的法律信念為前提,并在其支配下把法律規則作為其行為準則,另一方面堅持與不公正戰、與違法戰,敢于犧牲個人的榮辱,甚至敢于以生命去追求公平與正義,去推動法治的進程。那么就會逐漸使人們對法律發自內心的尊重,使看似對立的各方在同一游戲規則中達成統一,即使某些法律他們不喜歡甚至厭惡,他們也不會違背現有法律,而是力圖通過合法的方式尋求改革和完善現實法律的出路。西方在中世紀比中國更黑暗更落后,只是在文藝復興以后,一代代的知識分子把發現和堅持真理當作自己的天職,他們與宗教戰,與自然界的困難戰,犧牲社會上的榮樂,犧牲生命去鉆研學習,才有了現在的文明成果。
      在我國目前大多數律師自己并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在構建全民法律信仰中的作用與地位的情況下,律師在法治體制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律師必須意識到,不能等待這樣的信仰建立起來再去適應。首先要為法律信仰的深入人心去宣傳、吶喊;其次,在從事的業務工作中,自覺將法律精神、原則和條文規范應用起來,特別是在訴訟代理中通過嚴謹的說理形式使法律精神得以體現,并且要敢于不畏強權、堅持自己的信仰和觀念。以實際行動推動全社會包括各種社會力量真正對法律的尊重和知法守法的行為。
      4、培養法律人才應注重信仰教育
      法律作為一種規范,其自身的特點決定了培養、樹立法律信仰的必要性。目前我國高等學校法學教育在培養法學人才方面存在不足,使未來的法律職業者存在精神結構和知識結構的隱患。從法理上說,檢察官、法官、律師屬于“法律職業共同體”中的成員,比較理想的做法,是在類似的法律職業共同體中人員是互通的,當律師往往是進入這個共同體的第一步,法官和檢察官都來自于律師,共同的道德觀念和專業素質,使得他們從內心產生一種職業尊重。我國已對檢察官、法官、律師和公證員實施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目前需要進一步推進的就是將司法考試制度定位為選拔和造就日后國家司法精英的唯一途徑。
      在目前高校的法學教學中,法律信仰的教育也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人是不能單純靠面包而生活的,法學教師的職責不是販賣知識,而是要培養未來的法律職業者對法學的興趣和信仰,讓他們明白學習法學的目的不僅僅為了日后的物質享受,還應有一種精神需求。按照科學家葛利普的觀點:一個人選擇某一個專業不是為了謀生,而是因為他喜歡這種工作。也就是說,一個人要想獲得成功,必須熱愛他所從事的專業。所以我國今后的法學教學應進行相應的改革,要注重法律精神和法律信仰的培養,以避免學生從事法律職業后圍繞經濟利益辦案的傾向。今后如何對法律職業者進行培訓和教育,律師能否建立和增強法律信仰直接關系到我國未來社會發展的前途和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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