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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思想對構建律師社會責任之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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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思想對構建律師社會責任之借鑒
來源:誠昌所 時間:2012-05-31 08:24作者:陳喻偉 李越 點擊: 12 次

[摘要]:律師的社會責任即律師利用其獨特知識構成、法律技能,從事律師職業行為并以推動法治、提高公眾對律師的信任以及的對于法治的信仰為指向的各種實踐,或者雖以拓展業務或獲取合法收益為目標,但客觀達到提高公眾對律師的信任與對法治的信仰的行為。我國應當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律師社會責任評價體系和文化體系。傳統文化中荀子的人才思想和法律思想是不僅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而且也為構建當代我國律師社會責任評價體系和文化體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關鍵詞]:荀子 律師 社會責任

一、前  言

西式學東漸是近現代中國法律制度和法學研究的基本特征。“律師”一詞來源于古羅馬的“代理人”,12世紀中葉以后,英國巡回審判制度和陪審團制度的建立直接促成了近現代律師業的成型。“社會責任”一詞,也是來源于上世紀70年代的英國。但是所謂“律師的社會責任”,即使是在英、美等發達國家,也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才漸為明確的概念,直至目前并無法定的表述方式,國內比較成熟的概念即“律師利用其獨特知識構成、法律技能,從事律師職業行為并以推動法治、提高公眾對律師的信任以及的對于法治的信仰為指向的各種實踐,或者雖以拓展業務或獲取合法收益為目標,但客觀達到提高公眾對律師的信任與對法治的信仰的行為。”[1]

當前,中國再次進入社會不穩定時期。我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面臨嚴峻的挑戰。胡錦濤同志指出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就是在妥善處理各種矛盾中不斷前進的過程,就是消除不和諧因素、不斷增加和諧因素的過程。”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律師社會責任”問題的提出有其歷史必然性。當前,一方面是西方發達國家律師社會責任的理論體系并不成熟,另一方面是我國律師被重新定位為“社會主義法律工作者”,那么中國律師的社會責任必然與國外同行有所不同,我們必須建立自己的有中國特色的律師社會責任評價體系和文化體系。

二、荀子思想的合理內核

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我們“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2],我們反觀在中國歷史上與當代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相似的大變革、大轉折的春秋戰國時期。國家政治的統一成為這一時期思想發展的主流,諸子百家均提出了統一的政治主張。同時,他們也意識到,要完成這一歷史使命,人才的作用以及法律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視的。作為作為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荀況,解諸子之蔽,取百家之長,對百家爭鳴做了理論上的總結。他提出的一整套的人才學說和法律思想,不僅在當時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而且在現代社會,也為當代律師社會責任建設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鑒。

(一)荀子人才思想的合理內核

律師毫無疑問屬于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在我國最初稱之為“士”,士在商周,本為王公大人的親兵,為武士。至春秋時代,社會轉型,士喪失了專業武士的特殊職能,孔子創建儒學,形成了文士,我國開始出現知識精英。

荀子非常強調知識分子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荀子·王制》)。荀子理想中的知識分子即所謂的大儒。他把儒者分為大儒、雅儒和俗儒三種。對于庸俗的儒者,荀子尖銳地進行了批判,認為他們只能起到擾亂天下的作用,“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荀子·儒效》)。“術繆學雜,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儀而殺詩書”(《荀子·儒效》)。其本質不過是“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 (《荀子·儒效》),是一群靠吹捧先王而騙取衣食的騙子而已。而且,他們攀附權貴,唯唯諾諾,不敢有自己的想法,“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荀子·儒效》),像奴仆一樣迎合顯貴親信。至于雅儒,荀子指出,雅儒雖然能法后王,一制度,但不能做到觸類旁通,以一推十,“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荀子·儒效》),過于死板狹隘。而大儒則不同,他善于“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荀子·儒效》),能夠靈活處事以應付千變萬化的形勢。所以只有大儒才是對國家最有用的知識分子,他能夠隨時勢而變化,但在千變萬化中卻能夠始終如一地奉行道義,“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荀子·儒效》)。如果人主能夠“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荀子·儒效》)。不用多久就可以稱霸諸侯,平定天下。此外,在《臣道》篇中,荀子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他把人臣分為奸詐諂媚的臣子,篡權奪位的臣子、建功立業的臣子和德才兼備的臣子。他指出:任用德才兼備的臣子就可以稱王于天下,和以上的大儒思想相互呼應。

(二)荀子法律思想的合理內核

在春秋百家中,法家雖然獨成一派,但“法家而外,從中國法律形成和發展的歷史來看,儒家的影響最深”[3]。儒家從孔子、孟子直至荀子創立了一整套的法律學說和思想。“法”是《荀子》書中出現頻率頗高的詞,在儒家內部,荀子第一次對法作了理論上的系統闡發。荀子“隆禮重法”的法律觀是對以儒、法兩家文化為主的諸子百家法律思想的批判性總結,曾影響中國數千年,至今為止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法文化意識、法心理結構。

荀子的法律思想主要貫徹于以下三大原則。首先,荀子提出罪刑相適應原則,主張在用刑上刑當其罪。其次,荀子提出預防為主,綜合治理原則。他指出:“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荀子·富國》)。如果忽視了教化對預防犯罪的積極作用,人們不明禮義善惡,違法犯罪之事難免會層出不窮,防不勝防,即使有再繁多刑法條文也難以應付。只有經過禮法的教化,有效地預防犯罪以后,犯罪的人減少了,法律觀的打擊面收攏了,才能打得更穩更準,更好地發揮法律的作用。至于怎么進行預防,荀子也有他獨特的見解,他認為,必須多管齊下,標本兼治,既要強調個人自身的學習修身,也要強調國家的政治教化,既要在物質領域實現富民舉措,又要在精神領域抓好文化與藝術建設,這樣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同時,荀子也認識到了這樣一點:即預防犯罪,法律本身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說:只要處罰一人,就可懾服天下人,而且也能使罪人知錯不再重犯。荀子同時提出:“教而不誅,則奸民不懲”(《荀子·富國》),教化在某些時候、某些情況下是起不了作用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個人有了輕微的犯罪,或者有了犯罪的苗頭.就要積極地及時地予以挽救,還算能夠亡羊補牢。而最壞的事情就是已經到了必須進行責罰懲戒的地步,因為此時社會危害已經造成。

作為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荀子既繼承了孔孟隆禮的思想,又反對儒家主內派過分推崇的“修齊治平”的主張,他的一個重要理論貢獻,就在于把禮義和法義連接起來,并把禮義作為法律觀制定的終極依據,從而架通了禮法之間的橋梁。他提出:“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荀子·強國》)“隆禮”、“重法”、“愛民”是強國之道,荀子德主刑輔、禮法結合的主張墊定了綿延數千年的中華法系思想基礎。

 三、荀子思想的借鑒意義

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中華文化中特定的民族心理、道德風尚、倫理意識和價值觀念,必然對構建中國特色的律師社會責任體系產生深遠的影響。“五千年悠久燦爛的中華文化,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國脈傳承的精神紐帶,是中華民族面臨嚴峻挑戰以及各種復雜環境屹立不倒、歷經劫難而百折不撓的力量源泉。”[4]對于當代律師,過去的文化傳統并不只是停留在史料當中,它還是我們今天的生存背景,我們今天的法律就是通過對數千年民族歷史的總結而制定的。

1、律師應當勇于擔當社會責任。

荀子理想中的知識分子,不僅有德,而且有才。一方面,他能夠奉行道義,對上尊敬君王,對下愛護民眾,推行教化。而且能夠“正義直指,舉人之過”(《荀子·不茍》),雖然尊敬君主,但絕不阿諛奉承,勇于勸諫。“率群臣百吏而相與強君撟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害”,甚至于“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荀子•臣道》)。這樣一些人,才是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荀子提出:“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媚我者,吾賊也”(《荀子·修身》)。他認為,那些能夠對君主提出批評意見并且意見得當的人,才是英明的君主應該尊敬和重用的知識分子。另一方面,他們同時也具備非凡的才能,能夠觸類旁通,知識廣博,反應靈敏,從容地應付各種突發事件。只有這種仁德與智慧兼備的知識分子,才是荀子心目中的國家棟梁,王霸之佐。正所謂“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荀子·君道》)。

在荀子之后,范仲淹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將它發展為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顧憲成在東林書院撰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而留芳于青史;顧炎武將它概括發展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就是我國歷史長河中知識分子勇于擔當社會責任的淵源圖。律師作為現代民主與法治不可缺少的參與者和天生的知識分子屬性,繼承勇于擔當社會責任的歷史傳統應當成為其基本文化屬性之一。 “真正的律師,實是一團火,從點燃到熄滅,持續發著光,放著火,散著熱……,人品高貴,仗義執言,愛憎分明,為了實踐真理與法治而義無返顧。”[5]

2、律師應當知禮重德共建和諧。

和諧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人本主義、寬仁矜恤等和諧意蘊在刑事法律思想和司法實踐中有著諸多體現。專制權力亦受到歷史形成的傳統文化中禮義框架的限制。正是因“禮義”文化信仰的存在,才有歷朝歷代敢于犯顏直諫的忠臣列士。荀子認為,“禮”與“法”的關系是“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荀子·勸學》)。即“禮”是治國安民的根本,“法”是保證禮實現的手段。荀子明確提出了根據禮來制定法律的原則,認為禮是法的終極依據和權衡原則,架通了禮法之間的橋梁。荀子的禮法論總結孔孟,開啟漢唐,墊定了中華法系中“以德去刑”刑事司法的終極目的。德主刑輔、禮法結合的治理模式至荀子而基本成型。《唐律疏議》以“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將這一治理模式作了簡捷明快的概括。

“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6]因此,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明確提出:我們需要“進一步研究和加強律師文化建設,促進律師工作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7]律師在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為當事人爭取正當訴求的時候,也應該繼承“知禮重德,共建和諧”的中華法系精神,學會妥協與兼愛,避免偏激狹隘的唯法律至上觀念,使維權行動沿著健康、理性和法治的軌道上良性地發展下去,最終會促進整個社會的文明與法治的進步與繁榮。

 3、律師應當積極參與法制宣傳。

在刑與教的關系上,荀子高度重視教化的作用。荀子極力反對“不教而誅”,他指出:“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荀子·宥坐》他主張通過明德、以德化民,借以預防犯罪,達到保民的目的。他認為:預防犯罪才是上策,即所謂的“防為上,救為下,戒次之。”荀子雖然也不忽視刑措,但他認為刑是不得已而用之。

目前我們正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到來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進程的不斷深入,我國律師作為一支日漸成熟的社會力量,肩負著推進社會民主與法治的歷史使命。律師提供法律服務的過程就是一個普法宣傳的過程。律師在與司法與行政機關交涉過程中,在與當事人接觸中,在擔任法律顧問過程中,任何一個堅守法律的行為,都是在進行普法教育和宣傳。這種實踐的法制宣傳,更容易為社會所接受。律師還應當運用自己的法律知識,開展普法講座,為社會提供義務咨詢,為群眾和全社會學法、守法、用法和提高法律意識,發揮重要作用。

荀子提出的勇于擔當社會責任、知禮重德共建和諧、自覺開展普法宣傳,既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傳統,也是律師社會屬性的要求,應當成為中國特色律師社會責任評價體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四、結束語

律師的社會責任問題不是從來就有的,只有當律師行業的社會影響成為某種社會問題時,才有可能和必要提出這樣的問題。在目前的中國,部分律師缺乏社會理念與公民責任,也不太關心國事和天下事;個別律師為蠅頭小利不惜出賣法律,這樣的律師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卻敗壞和污染了法治環境,扮演了一個與追求法律公正項背的反面社會角色。這種情況下,行業內部分先行者已開始覺醒。2009年,上海國浩律師事務所發布了國內第一份律師事務所《年度社會責任報告》。2010年,北京市律師協會發布了國內第一份律師協會《年度社會責任報告》。但是,律師還沒有以行業的形態體現出足夠的公益心,具有中國特色律師社會責任評價體系尚待建立。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律師社會責任體系的過程中,包括在對荀子思想在內的傳統文化合理方面的借鑒工作既是一項無法回避的歷史責任,又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我們結合中國當代社會特征和律師現狀,加以深入分析研究和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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